音乐节的窃贼，偷走了什么？
“身份证79张，手机17部，电脑3台……”
这是截至10月6日，迷笛音乐节被追回部分的个人物品。
这场“十一”长假期间，备受万众瞩目的音乐盛典，混入多名窃贼，酿成恶性事故。
一些远道而来参加音乐节的人，包括听众和部分歌手，纷纷抱怨道：
“一不留神，行李箱被人翻开，里面的马丁鞋被盗！”
“我上趟厕所的工夫，包就没了，手机和身份证都在包里。”
“下次音乐会，我是不是要扛着防盗门来，先把自己锁死在里面，才有安全保障？！”
目前，音乐节当地的官方和志愿者，正在积极为失主寻找失物、挽回损失。
但无论事后如何补救，都难免有为数众多的人，为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当初，他们抱着种种美好的期待，兴高采烈参加音乐节，除了一起听歌、狂欢，想必也期待结识更多的同道，寻求更多的友谊；
万没想到，竟然是这样的结果！
下次音乐节，或者其他盛会，大家即使还会再来，恐怕也难免把更多精力，用于小心看管自己的随身物品，充满狐疑地防范着彼此；
或者，索性对某些地区、某些类型的活动，永久“拉黑”。
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·卢曼，在《信任》一书中的描述：
“人际信任既可贵又脆弱……从此把身边的每个人，都当作潜在的窃贼！”
针对音乐节的被窃者，网上有些看客说：这是你自己太大意了！
不得不承认，有些参加音乐节的人，确实非常“心大”。
例如乐迷小孙（化名），携带帐篷和睡袋，露营参加音乐节。
他在行将结束的那个晚上，和几个新结识的好友，一起喝酒。
“我们几个都很喜欢摇滚，尤其喜欢在这次音乐节登台演出的崔健。酒桌上，我们很有共同语言，不知不觉喝高了。”
“天色已晚，我们没有回到露营地，而是在酒吧门口的旅店睡一宿。”
“结果第二天回去，我的帐篷，以及帐篷里的所有东西，统统不翼而飞。”
“和我一起的同伴，有的帐篷虽然还在，但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，iPad和几件新潮服装，都没了……”
事后，小孙等人都后悔不该撂下各自的物品喝酒聚餐、夜不归宿。
“我一直觉得喜欢音乐的人，大都很单纯、善良，即使实际年龄再大，内心也是个少年。”
“音乐节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众多富有青春气息的乐迷，欢聚一堂的盛会。长假期间不远千里而来，除了听歌，更希望多交朋友。来到这里，我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朋友。”
“不光是我，其他很多人，也是这个心态。所以，有人上厕所时，把手机和提包留在座位。既然是同道中人，就没必要刻意提防着彼此。”
“然而，我们都把其他人想得太好了，忘了‘江湖险恶’……”
——然而，这不正是音乐节，以及所有类似活动，最可贵、最吸引人的精髓吗？
否则，又何必在长假，特意远道而来？
这也是书中所强调的“人际信任”，也就是“大家互不设防、以放松的心态，坦诚相处”。
“这是人际摩擦和沟通成本的降低，也是营造幸福氛围的共同实践，或曰大胆探索。”
而“疏于防范”之类的论调，除了对受偷窃者的二次伤害之外，也无异于公然声称：
人间没有信任，也不该彼此信任！
如此这样的论调，成为很多人在参加音乐节后“吃一堑长一智”的所谓感悟，甚至成为社会共识，我们由此失去的，远远比被窃的贵重物品，还要多无数倍！
毕竟，还有什么，比相互信任更可贵？
书中谈到这样一个国外案例：
一河之隔的甲村和乙村，尽管都说德语，但长期以来，相互都认定对方品行不良。
在甲村村民眼里，乙村出产的啤酒和香肠，普遍偷工减料，刻意欺骗外地人；
而乙村则认定，甲村是一群无赖，买东西时鸡蛋里挑骨头，为了讹诈商家。
乙村某些商家出售劣酒，或者把不新鲜的肉放进香肠里，多加大蒜掩盖掉腐肉的臭味。
这样的段子，在甲村代代相传。
而事实上，甲村也有这样的败类商家。
他们一边唾骂邻村，一边变本加厉地作出类似行为，坑害本村村民，或者卖到远方。
然而，被本村“同胞”坑害，大家在短暂的愤怒之后，很快就“集体遗忘”了；
但双方都对邻村的某些丑行，时刻挂在嘴边，将邻村的所有人，都视为不可深交、不可通婚，连同路赶集都要刻意保持距离的“坏东西”。
——这场音乐节之后，其主办地区南阳市，乃至所在的河南省，也遭遇了“地域黑”，仿佛当地的窃贼格外多，甚至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。
针对地域黑，书中一方面，从“内容可靠度”层面，予以全盘反对。
包括引用当代心理学成果，称其为以偏概全的“认知吝啬鬼”，乃至与屠城、族诛类似的“极端原始的族群血仇理念”。
但同时，书中也从“注定不完美的人性”层面，对地域黑进行“理解性的剖析”：
一旦在异地他乡，或者遭受陌生人的侵害——尤其是极端出乎意料的惨痛伤害——就难免产生某种“这一类人，普遍很危险，很糟糕”的理念。
就像一次被狗咬，从此对所有的狗都产生恐惧和厌恶。
在异地他乡的音乐节被盗，失主不晓得窃贼姓字名谁，一个简单的想法是：
反正是这一块的人，以后对这一块的人，都得格外防着点！
地域黑，是一种集体性的信任崩溃。
尤其是，即使从理智层面，将地域黑批判得体无完肤，往往也收效甚微。
因为无论地域黑，还是与之相反的人际信任，首先都源于个体情感。
单靠理性，并不足以弥补情感层面的创伤……
如今，南阳各界对音乐节的事故，积极应对，包括设法追回不少被盗物品，归还失主。
同时，也对“地域黑”进行澄清。
包括对特别恶劣、刻意挑拨的“地域黑”网络言论，诉诸法律手段。
有很多当地的志愿者，不图名利回报，为音乐节的受损失来客，做各种善后。
有些人并非失窃，而是自己不慎，将物品丢失。
例如一些贵重的数码产品，被落在观众席或者露宿区。
志愿者捡到后，集中上交，分类整理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，发布失物招领启事。
不少失主，当初自以为遇到窃贼，将音乐节及其所在地，骂得狗血喷头。
当物品意外地失而复得，并且明白了自己的粗心，感受到志愿者的热情，其心情可想而知；
对当地的父老，想必也会有一番大不相同的重新评价。
然而，不同的人，境遇大不相同，显然也难免有不少真正失窃的人，即使得到一些补偿，原先的物品也无法复得。
甚至可能还存在长久的隐忧。
例如身份证件，和没有加锁的手机丢失，会不会造成个人隐私信息泄露？
甚至落到诈骗者手中，给自己将来，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？
包括那些未曾参加音乐节的人，在网上耳闻目睹此事，也难免“心有戚戚焉”。
将来再有此类活动，还能够身心放松地参加吗？
这些都是长久的创伤——“信任丧失”。
整个社会，都难免受这场事故的波及，而且其负面影响，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都阴魂不散。
尤其是，书中谈到，不同地区、不同社会，原本的人际信任基础，就大不相同。
如果在伦敦、巴黎等地，参加公众活动，不幸丢失了物品，多数人大概不会对那里产生地域黑，不至于从此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当成窃贼；
因为英法等国，尤其是其中的大城市，人际信任的基础很牢固，并且拥有良好的口碑，蜚声世界，很难因为一些人的负面遭遇，改变其公众评价。
或者说，大家对类似英法大都会的地区，有着很好的信任度。
然而，另一些地区，则没有这样的信任基础，甚至是“负信任度”，也就是原本就充满公众的负面认知。
何以至此，也同样值得反思。
无论如何，希望我们所处的社会，彼此多一些信任，少一些恶猜；
包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欲，败坏一方乡土的口碑。
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，也是音乐节事故发生后，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补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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